香港暴徒只许自己“自由”地游行示威,不许他人自由地撑警

百事牛评：香港示威者所作所为恰恰证明了他们是多么热爱专制---他们可以拥有否决他人自由的专制
( ~: W3 P( X6 `- _5 [- ~
自由与专制，从来就不是如此泾渭分明，从来就不是两条平行线。那些呼喊着自由口号的激进示威者，只允许自己“自由”地反修例、“自由”地游行示威，却不允许其他人“自由”地撑警，对反对自己的人施以“专制”，这是何等的讽刺！之所以这样的逻辑“迷惑”了很多人，在于一旦有了“自由”这张王牌和护身符，一切行为似乎都变得理所当然，可以忍受和接受；可如果你是“专制”的，那么对不起，就算你有些时候是“自由”的，也没人会认可你的做法。
7 W' P0 D9 l$ r+ s
中共之于香港，目前就陷入到了“自由”与“专制”的漩涡中，怎么说怎么做在部分港人看来都是“专制”的，不可接受的。而反过来，港人怎么说怎么做，都是在为“自由”而努力，甚至有人为了夯实“自由”的目的不断美化街头暴力。
( N: I: r3 r2 }3 x$ G
' j. U8 @. ]2 _- K' K这样的二元对立，注定了香港必然要经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才可能“涅槃重生”。

& C. b/ Z4 _0 l! T# h) N, C; Z“这一次，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四年前一篇文章的标题，内文的观点用在今天的香港同样适合。“无论在道德和知识上对自己的立场有多大的自信，也无论对立的观点听上去如何匪夷所思，对手都有可能是对的，自己有可能是错的——这应当成为任何辩论的常识和共识……如果他们看似偏执地坚持某种不可思议的立场，一般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道理。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对手保留一点应有的尊重，也给自己保留合理存疑的空间和体面的‘退路’。这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宽容’。”
4 i$ ^  ]! G* \2 ]  o, ?# n
站在中共的立场，固然有着充分的理据将一些激进示威者认定为“暴徒”，但也要认识到，激进示威者在百万人之众的游行队伍中，只是极少数，大多数走上街头表达不满的人，他们的怨气和怒气究竟从何而来，他们的诉求背后隐含着怎样的香港发展困局？更进一步来看，为何香港主权回归至今22年，人心却始终没有回归？“一国两制”的实践本身是不是已经偏离了邓小平当年的设想？这些问题的讨论与解决，远比用斗争思维来谩骂要重要。所幸，北京时间8月24日，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已在深圳举办“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讲话，维护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专题座谈会，开始就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展开讨论，这是一个好的讯号。
7 |% i2 k' E) w; t+ p
而站在香港示威者的立场，对于中共“专制”的认知虽然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充分理据，但“专制”并不等于全部，也不能天然地解释全部。怎么样才是真的对香港好，这才是思考所有问题的总源头。那些用暴力搅乱香港的激进示威者，真的是为香港好吗？那些喊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人，真的会经由这场运动带来一个港人希冀的不一样的香港吗？至少目前人们看到的，香港正在陷入到愈加混乱的撕裂中，且无限趋近于自杀式的无底深渊。
& U# w4 Q* o8 G6 q5 U5 |1 N: V" \
( M1 H9 q$ ~. q. {" K! P- c回归常识，才可能形成共识。只可惜，目前在香港“常识”早已被抛弃，更遑论“共识”。当“常识”不再，“共识”难建，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
# n. a# X) D7 Z1 N
/ t  X, C5 N% i+ k& f不消说，港人对于中共“专制”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文革”和“六四”的影响。但其实这两场运动，恰恰可以反过来作为香港今天思考自身问题的“教参”。香港今天面对的困局，有比文革或六四之后的内地更严峻吗？彼时，邓小平的眼界和魄力是一回事，但整个社会形成共识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

0 n: Z6 ]8 G# x8 H文革之后，一穷二白和深陷“两个凡是”泥潭的中国，尚且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而充分享受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和民主的香港为什么不可以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清现在的结构性矛盾进而团结一致向前看？六四之后，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历史终结论盛行的悲观氛围下，内外交困的社会主义中国尚且可以让坏事变好事，说出“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因为“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那么香港为什么不能痛定思痛，将步子迈得更稳、更好、更快？
4 ^- g2 s' p" @  I) A& E& D
如果港人只是从“文革”和“六四”中看到“专制”，而不愿意看到“专制”之后的变化，如同今次香港反修例中，走上街头的港人只愿意相信己方的“自由”才是香港的出路，而不愿意看到香港在整个世界大变局周期中产生激烈反应的必然性，以及必然性背后“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关系，那么注定无法走出困局。

7 N) v; ^: Z- R8 {# M20世纪初美国最大牌的通俗历史作家房龙在《宽容》一书中，用著名人物或英雄团体或重大事件，呈现了一部以宽容和专制之间斗争为基本线索的西方文明史。房龙的野心非常明显：他不满足于摘取几个历史的碎片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重述文明发展的完整历程，意图证明人类历史自始至终都是宽容与专制的东西风之争。房龙坚定地认为：宽容从来就是一件奢侈品，只属于智慧而且自信的人们；不宽容的根源在于恐惧，是自我保护本能的一种体现。宽容不是我们通常可能认为的个人器量或者修养的问题，而是人类文明得以产生、延续、发展的本质要求。
! M! K8 n4 V) h
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一次，宽容真的比自由重要，同时也比执拗于“自由”和“专制”更重要。因为头脑中的那根 “自由”与“专制”的刺不拔除，永远也走不出自我设定的那个“圈”，自然永远也看不到香港真正的终局

/ H  R. @* ^" {9 L2 m6 A

多多益善！

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