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究竟如何定位和认知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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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m- e/ z2 R4 ]7 b' F! v 此次事件平息后,中方的表态在秉持“捍卫主权”的坚定信心的同时,仍不忘强调中印友好的大局。在2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在介绍完对峙结束的情况之后,强调“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希望印方……与中方一道,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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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题为《中国主权不容侵犯》的文章中,亦强调“中印友好符合两国利益”,“两个国家之间难免出现各种问题,通过对话增加互信、通过沟通管控分歧,才是维护中印关系良好发展的正确路径”。 R5 ^$ y* T/ w7 q G+ N: Y
+ k3 v3 q3 L7 {: _& a# Y7 \: H 这表明,中国实际上向印度发出了一个意味明确的信号,即中印关系虽因此次对峙事件而陷入一时的紧张,但从长远来看,中国仍然十分珍视中印来之不易的宝贵友谊,中印之间的团结友好和相互协作,仍然能在地区和全球治理层面发挥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效应。因此,可以说,中国对印度身份的定位和认知,是仍将印度视为可以争取的伙伴和可以团结的对象,是十分重要的邻国,中国仍然是重视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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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S5 T* @( S 中国之所以将印度的身份进行如此定位,一方面,是因为中印传统友谊的确源远流长,中国向来十分珍视同其他国家的这种在历史上就形成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友好关系,而新形势下中国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别强调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亦十分重视同其他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伙伴关系”网络的建设,对周边国家、尤其是像印度这样的重要邻国,讲求要用“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同其的关系;另一方面,就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切实的地缘战略安全挑战和威胁而言,我们必须在战略思考和排序上,按重要性和紧迫性做出轻重缓急的次序区别。4 _5 U9 g* a" x
& S7 N4 G! x; B: |1 ~: X# s 诚然,由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存在,一直以来我西南方向都存在安全隐患,但相比于我在其他方向上(尤其是东部和南部的海上形势)的安全威胁而言,长期以来中印边界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好的管控,即使出现了此次较为严重和罕见的在非争议边境地区的对峙事件,仍处在我可控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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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H E. E2 q; c; j 同时,在中国正同沿线国家一道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之际,中国在西部和西南的陆上方向更需要维持比较可靠的战略稳定,而印度恰处在其间的关键位置上。因此,中国出于对中印传统友谊的爱护、出于对印度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尊重、出于对维护陆上安全和战略稳定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仍将印度视为友好的伙伴和团结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也并不排斥印度的参与。( l, R g' |$ h'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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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定位和认知对方”这个问题,在印度方面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行为往往由其对整体形势的判断和对对方行为体身份性质的认知来决定,将对方看成一个什么样的行为体(是敌是友?),往往决定了该行为体如何对待对方。我们虽满怀善意将印度视为可团结的伙伴,但印度未必抱着同样的善意心态和思维方式来看待我们。实际上,印度向来顽固地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没有多少真心诚意地将中国视为可信赖的伙伴,这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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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 r4 |8 I }- F+ C7 @ 首先,在两国综合国力对比和竞争层面,20世纪90年代初,中印的人均GDP尚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而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已是印度的5倍,增速仍充满动力,中印两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在近年差距越拉越大,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十分明显。5 X* F8 ?9 q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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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莫迪政府自上台伊始就十分强调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振兴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印度缺乏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与中国相比差距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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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力的明显不对等,加之对历史上中印1962年边界战争的苦涩回忆,印度在中国面前一直有强烈的被压制感和屈辱感,在印度社会,调动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总是很容易,中国一直被印度视为必须赶超且“战胜”的对手。3 g- }! G* O+ K5 V" w(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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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地区层面,印度向来习惯以南亚霸主自居,对邻邦小国往往非常粗暴蛮横,手段十分强硬,但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又往往自惭形秽,极不自信,在面对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稳步上升的局面时,印度十分焦虑但倍感无力。这种既以霸主“老大”自居、又对强大邻国很不自信的两种极端心态交织在一起,极易产生一种矛盾情绪,即对这个强大邻国在其自认为属于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南亚地区的一举一动都充满警觉、敌视乃至风声鹤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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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w2 l1 H9 p& ] 印度向来将中国同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视为中国染指南亚的“桥头堡”,而在“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上,印度表现往好了说也是消极的,甚至以“中巴经济走廊侵犯印度领土主权”为由阻挠“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的推进,并在近年对周边小国如尼泊尔、斯里兰卡国内政界和高层产生的对华友好倾向采取粗暴干涉的做法,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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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洞朗事件的发生,就有国内学者指出,是印度高层精心策划所致,其真正目的可能是企图干扰中国的“一带一路”,一举扭转中印两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态势,加强印度对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小国的控制。至少,印度向中国传递出来的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消极信号,是十分明确的。7 i/ Q% W8 d6 k, o7 v7 y9 \$ 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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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全球治理层面上,中印之间的差距也十分明显。中国是多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发起者、倡导者和重要的参与者,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众多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机制的主要推动者,其国际影响力不是印度能够比拟的。. C7 I! Q* I2 N4 d
, Y; j0 l, p# @ 印度向来主张要在国际舞台上推行其“有声有色的印度外交”,并且充满了大国雄心和抱负,但它至今仍没有加入很多重要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也难以在其所加入的组织和机制中施展其所希冀达到的领导角色。更关键的是,印度将它在许多国际组织中的“碰壁”,都归咎于中国的“使绊”和“挑拨”,如印度争取联合国“入常”受挫和未能在2016年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等,它都认为是中国在背后使的坏。这就使得印度在深感“壮志未酬”、“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同时,对中国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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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f( P d( o/ q) b k) B 上述三个层面的印度对华敌视心态,是印度自1962年以来对华持续的普遍性心理,而具体到此次洞朗对峙事件,则要把视线落实和聚焦到目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莫迪政府上。3 e0 _$ Q) {. P9 q6 b- M+ j- K% \
# y/ Z6 m4 S4 t1 R g 一方面,莫迪政府继承了印度上述这种历来的对华心态,结合自己的“雄心抱负”,寻求对华战略讹诈和所谓“反制”,试图一举改变中印之间极不对等的战略竞争态势;另一方面,莫迪之所以敢于在本无争议的边境地区“搞事情”,采取这种战略冒险和“悬崖策略”,源于他一系列“迷之自信”。/ T" ?) w9 O3 f( I+ d3 B: K" l7 b
7 Q& S% Q n | 例如他自认为在推动了“废币”运动等强力政策后,他对印度国内政局和社会的控制达到了空前强有力的程度,可以调动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力量对中国进行一场“舆论整体战”;又如他身边的许多政界和军界的高层一直在围着他鼓吹“印度强大”、“印度必胜”的神话,增添了莫迪同中国叫板的底气;再如他误判了国际形势,认为美日等国家会支持他的战略冒险行动,自诩有“大国撑腰”;还如他误判了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捍卫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信心和决心,自认为中国不愿意冒扰乱国内外政治外交大局的风险来同印度强硬到底。 l( D) ^" h. @3 \& b. M" q&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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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此次洞朗对峙事件彻底暴露出莫迪政府的对华心态,他将中国视为对手乃至敌人,在某些方面如金砖峰会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议程上,或许可以合作,但恐怕很难成为密切、友善的伙伴,这同之前所述的中国对印身份定位和认知产生了很大落差和错位。$ S9 Y- h; A$ A: P9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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