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改变和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不同俄罗斯走得太近。# w5 g! b8 r/ I' Q P8 X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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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国家对中国影响最大,一是美国,另一就是俄罗斯。但相对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呈现积极正面的一面,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则更多呈现消极负面的一面。: l! S+ Z# B" r' ] Y k9 R8 b
& j" [' e5 W& }, Y 从本世纪起,出于共同抗美需要,中俄迅速接近,尤其最近几年,两国走得越来越近,呈现出一种准同盟关系。如果两国把抱团取暖仅仅视作抵抗美国的一种策略运用,可以理解,但对中国而言,切忌将和俄的接近变成战略,变成对抗美国的同盟或准同盟关系。7 d( q& D: D3 ?" l& z. }9 ]. z$ E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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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谈历史上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及对中国带来的坏榜样,仅从现实考量,一是在中俄抱团取暖中,从十几年来的经验看,没有改变“俄主华从”局面;二是俄罗斯也在一心防着中国,例如,在先进武器的出售、能源合作以及上合组织争夺领导权上,俄一直提防中国,做了很多小动作,给中国挖雷,如极力把本来对上合组织兴趣不大的印度拉进来,以牵制中国;三是在对美欧关系上,俄罗斯与它们的矛盾要大于中国与它们的矛盾,中俄抱团取暖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俄对抗美欧的一颗棋子;四是在中俄本身的关系上,因为这种抱团取暖,中国得到的要比付出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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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的共同利益远不如中美共同利益,所以,中国要意识到,同俄结成准同盟关系对中国战略利益失大于得,此种状况应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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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改变不干涉内政原则,做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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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1 _! R4 o, l, X5 L 这不是说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而是指这种责任一定要和中国增长的国力,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崛起国家的分量相称。4 \ }" @5 L$ C+ l7 w6 t
- g4 g, O' Y( _ `1 C6 V 应该承认,中国的崛起搭了全球体系的便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行国际体系对中国有利的优势。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更重要位置,就必须以自身能力回馈国际社会,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公共品,包括改善现行国际体系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改变几十年来作为外交基石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W& {6 b6 d w3 V# S& m
3 k) u) H' c. { z; @ 不干涉内政一般是在一个国家国力弱小和存在道德赤字,或者不愿承担国际义务时鼓吹的。这一原则在过去几十年为中国赢得了大量第三世界朋友。虽然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但也出现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中国既然自认为在崛起,在外交实践中还死守该原则,就不但会被国际社会视为不负责任的一员,客观上也会束缚和制约中国大国作用的发挥。+ N5 I& f6 h(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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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不是鼓励中国随意去干涉人家的内政,或以此为借口行使霸权,而是在国际社会发生不正义不公平的事情时要勇于伸张正义,对诸如朝鲜、叙利亚这样的国家,就不能以内政为由,容忍其反人类的暴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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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H+ L# t G7 [( T, B 第六,改变意识形态外交,消除外交的民族主义色彩。* M% v# U)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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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成分一向浓厚,建政后的一边到战略以及后来的三个世界划分,虽然是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但很大程度上是用意识形态指导外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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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7 D' ]5 s, W0 @7 g 改革后,这种意识形态外交有了很大改变,但没有完全摈弃,并在某些时候对某些国家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这在近年来表现得很明显。意识形态外交不是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国家利益出发,而是基于执政党特定的价值观和需要的一种外交,奉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就支持;凡是“敌人”赞成的,我就反对的外交理念。中国的对美、对日、对俄、对朝以及对中东、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如和委内瑞拉的外交就充斥者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6 F) V2 e) x4 J
8 _$ X8 m: |6 o% v z* R N 价值观外交要完全避免很难,但不能将价值观外交扩大化、极端化,上升为意识形态外交,以意识形态来来划线,变成一种站队外交,导致国家利益完全被意识形态绑架。中国曾在这方面吃过很大亏,现在仍然没有接受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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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意识形态外交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又出现了民族主义外交,外交为民族利益服务无可厚非,但不能将自己的民族利益凌驾于别国民族利益之上,更不能借口民族利益,实行强权外交。事实上,中国的民族利益,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借口,就此而言,民族主义外交是当下意识形态外交的一个变种,很难把两者截然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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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T, k" f E- k2 y 第七,改变对台湾邦交国挖墙角做法,不要过于突出“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打外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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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虽然不是国家关系,但两岸关系的处理也涉及外交。民进党政府上台一年,因迟迟不承认“九二共识”,至今已被大陆挖去两邦交国,特别是最近中国同巴拿马的建交,对台湾震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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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巴拿马因地理位置的特殊与其建交对大陆有价值,对台湾其他邦交国挖墙角就纯粹是为了惩罚和报复台湾。但这样做只会让台湾进一步疏远大陆,就算大陆对此毫不在乎,把台湾邦交国全部拉过来,也不会增加大陆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反而要为此付出不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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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台湾的邦交国除梵蒂冈等极少数有影响力的国家外,大部分都是些世人记不起名字的小而穷的国家。即使和它们全部建交,对大陆意义也不大。相反,为同它们建交,大陆却要支付不少的资源。台湾这些邦交国,也包括已经同大陆建交的多数国家,都有着机会主义的心态,游走于两岸间,以“一个中国”做诱饵,来勒索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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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 u* G; s1 C# e 这种情况完全是僵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后果。台湾的邦交国目前只剩下20个,就算让台湾和它们发展外交国家,也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知以及台湾的国际地位。假如台湾不肯定承认“九二共识”,大陆只需把握一个底线即可,即对联合国及其国际组织,以及大陆参与的其他国际组织,还有和大陆建交的国家,要求它们必须坚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这是它们的责任和义务所在,而没有必要去挖台湾邦交国的墙角,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假如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首鼠两端,以“一个中国”原则来挑战和勒索大陆,则大陆则可考虑祭出杀手锏,加以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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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5 Q) g! X, a 目前的现状是,由于大陆过于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导致很多国家认为有隙可乘,对中国予取予求。而为了在外交公报中写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每年都要付出不少的格外代价。被诟病的“撒币外交”很多都用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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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C6 x: i# [5 g 假如说,中国过去因为国力较弱,没有什么有效手段来对付和惩罚那些企图两边通吃的国家,那么现在中国的工具箱中有很多惩罚工具可以运用。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大多数国家基于各自利益都能明智做出选择,完全不必每次都强调,要人家承认“一个中国”,浪费国家大量资源。所以,给台湾一片国际空间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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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适时改变对达赖喇嘛不接触不谈判态度,避免西藏的独立诉求进一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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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台湾一样,西藏也牵扯了中国大量的原本不必要的付出。西藏问题在外交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达赖喇嘛的态度。, B( z: e z3 b) W. F-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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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把达赖界定为一个批着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分子,不允许各国首脑和政府官员以官方身份同达赖接触,否则,视之为干涉中国内政,从而导致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出现麻烦。最典型的是英国,在卡梅伦政府时期,因为卡梅伦不顾中方反对会见达赖,使得中英关系全面倒退。此外,包括法国、加拿大、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也因会见达赖,都不同程度地对双边关系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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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 g; {; W2 |2 S: F 中国对达赖喇嘛的批判,一个理由是,达赖是一个批着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分子,但在国际领域,达赖却被视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西方领导人在会见达赖时,强调的都是他的宗教领袖角色。这种对达赖身份认知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为了阻止其他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会见达赖,往往要付出额外的外交成本。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不要过于突出达赖的政治身份,正视达赖的存在和宗教影响力,适时改变对达赖的不接触不谈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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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达赖,中国现在采取一个“拖字诀”,以为等达赖圆寂后西藏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这种想法有些天真,因为没有了达赖这个和平主义者的精神护佑,西藏流亡政府在独立问题上只会变得更激进,藏族群众的不满也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隔阂会进一步拉大,西藏问题可能恶化。5 w4 ?, U& R4 d/ ]1 F( n;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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