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在中国一文不值根源是制度安排上的违约成本非常低廉

为什么温州人敢于欺骗天下消费者，却不敢欺骗一个老乡？

道理是在信用成本：他把假货卖给一个杭州人或鞍山人，大不了从此永不再见，反正，中国那么大，一辈子也骗不完，信用违约的成本几乎为零。可是如果失信于一个同村人，那么，他可能此生在温州地区再也借不到一块钱了。

6 _4 Z! |8 H# H0 [几乎相同的例子，几年前我在法国又遇到过一起。
7 D) c& G: g2 o9 x% ]- t9 V7 X0 U
2 e" H6 R, t" N" e' |一位法国汽配商宁愿以较高的价格从德国制造商那里进货，也不愿意跟价廉物美的中国供应商打交道。我问他为什么。
1 h* x& I5 G" \" Y. J
# s2 G. y5 {4 L' c# P7 M他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的爷爷和我的爸爸都跟那家德国商人的爷爷和爸爸做生意，我的儿子也许也会同他的儿子打交道，可是，中国人呐，这笔生意之后，他又会在哪里？

' C4 _9 e& y4 t, m5 ^8 [2

在一个公民社会，信用的效率决定了一切交易运转的效率。
/ l5 K, J: e6 @  ~  Z5 B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论证说，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渡，就是人际关系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其抽象性建立在交换或合作之中。开放性的效率，就是人际信用关系的成本。

0 K& D4 [- U7 e: |9 q0 _$ `1937年，科斯在他的天才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的思想，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这一费用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和订立合同的费用、以及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

* Y! i. N8 F, w: A' {' v后来的杨小凯等人又将这一概念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在内生交易费用中，便包含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等，是需要以概率和期望值来度量的潜在损失可能性。
: N0 \& {$ Y! a
! X! k3 S2 G. G) }$ T在内生交易费用的构成中，信用成本最为隐性，也是弹性度最大的一部分。
& m+ F" y- K+ Q9 c
8 |( N* I6 [6 s) T" f# t在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协调成本，不好的经济制度则会提高社会的协调成本。
: C4 s9 {6 `1 U( a
" ^: n4 z. C2 m% o7 {: \3
, B, p+ p/ ^( y; s
信用既然有成本，那么成本就会有边界。

在当今中国，信用体系的崩坏，源于功利主义哲学的盛行和信用违约成本的制度性低廉。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信奉“成功至上”，认为“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剂”，无论你用何种手段，最终只要能够攀上财富的高峰，便都会受到追捧和尊重，甚至丑闻本身，也可以成为提高知名度的某种台阶。

在极端功利主义的的社会共识之下，一方面，道德风险的成本降到了最低，使得商业获利能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几乎崩溃，交易的潜在风险大大抬升。
* u$ r7 q2 ?9 u9 t  L" D
与此同时，则是制度安排上的信用违约成本非常低廉。
9 v3 O$ P5 [4 h) ~# }
过去这些年，中国互联网企业之间——尤其是平台级企业之间，互相抹黑、造谣的风气十分猖獗，有的甚至以起诉和反起诉的方式，遏制对手的发展，某几家企业一年打十多场官司，场场落败，却一点不妨碍企业壮大、上市，它的创始人像乔布斯一样地四处布道。
* {! A# L& y6 P
因为在中国，名誉权侵犯的惩罚代价，最高为五十万元。用区区五十万元、或者几个五十万元的代价达到狙击乃至消灭对手的目的，而且不用担心道德风险带来的惩戒，那么，劣币驱逐良币，君子都成“刀俎上的鱼肉”，只有“傻瓜”才会拒绝这样的竞争战略了。
( j0 v3 W! d9 y1 X# ~) l
2 M; F% {- u/ i' L) e# y) b4

* T/ |9 `8 P+ L- l温州人之间的那种原始的信用体系，是在2009年之后崩塌掉的。
7 e% [/ }3 ~+ B; @9 r/ a8 m% `8 _
因为经历二十余年的发展，温州商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一个人不会为了几万元背信，可是为了几亿乃至数十亿，他可以跑路，可以人间蒸发，可以永远地离开他的宗姓圈子。

6 j5 d5 i$ F# q3 w  U在不久前的魏则西事件中，莆田人在医疗服务中的信用已然破产，莆田人恐怕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应该从医疗产业中彻底出局。在医疗界，“我是一个莆田人”，以及“这是一家莆田人开的医院”，会是一个羞耻性的信用符号。

& M# x* e3 ~' h# ?0 s而这两个事实的出现，都算是极端性事件，就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甚至还在崩坏的轨道上继续滑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人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人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病。
- j& A/ }; f4 r$ c
也许只有下述事实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 _  `6 q  h8 d' t) }——全社会摆脱对成功的迷恋，人们开始具备道德常识，“不作恶”成为公共底线，恪守信用的人受到尊重，而那些背约者则被公众及同业者唾弃；
! F) C6 d7 N; [2 B% c8 S: c" j5 S
( C5 L* e& j! Y$ D# m- g. ~——加快推进个人及企业信用体系的健全，发挥公共舆论的健康监督力量，让中国渐渐地成为一个“档案社会”，信用的价值体现为一个人或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 N/ ^: l  }0 |) d/ w1 f' [
——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大幅提高个人及企业的违约成本，增强法律对信用违约的制裁，使之具有更大的震慑力。

9 J+ v$ g" [# |% K& H4 Q6 B“这个社会的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
( ~% h1 v( |- ?5 w, V
. h- ^: L+ T/ B. l  T人性是最不可靠的，惟一可以凭借的，是制度对违约成本的量化设计。

- B& a' ]6 Q) ^9 v

看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