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 美国《国家利益》 中国经济的放缓以及股市的动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媒认为，经济的放缓会使得中国重拾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
# X. H) Y- ] [+ W! l 美国《国家利益》8月27日在题为《中国经济的崩溃能否拯救南海？》（Will China's Economic Collapse Save the South China Sea?）的文章中称，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再像强大时那样的具有威胁性了。4 i+ o! [" ~4 V! s. \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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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以前，中国的经济似乎无视规律，也无视那些末日预言者。虽然经历了多年的不平衡的增长，北京还是能够通过投资来推进经济增长，保持高速的增长率。中国依赖债务却没有导致金融危机，它的房地产泡沫只是泄气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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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经济上看起来的无敌使得中国政府更加大胆，在过去几年里，外交政策更加有野心，也更加敢于冒风险。很多中国的精英认为美国和西方大势已去，不可避免地衰落，而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骄傲自大使得中国采取了一些会让邓小平死不瞑目的经济和安全政策。北京不再低调，而是大大地扩大自己在海外的经济承诺，并且开始在东亚公开挑战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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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中国主导了亚投行、新发展银行、丝路基金以及一系列旨在扩大中国海外影响力、挑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斥巨资开发自然资源和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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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h I, ^2 l 在经济强劲的背景下，中国采取的最大胆的措施是在东海的岛屿和领土争端上的。虽然此前的领导人故意搁置东海和南海的岛屿争端，但是现任中国领导层却采取了一个更加挑衅的方式，因为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中国不再需要在意美国以及它在该地区的盟友的利益。因此，在过去两年，中国在有争议的钓鱼岛地区划分了防空识别区，并且在南海有争议的水域建造了很大大型的人工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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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引擎渐渐熄火，以及它的弱点显而易见，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中国能否继续实施强硬的外交政策。但是根据中国过去的行为，如果中国经济陷入泥塘，唯一的好处就是，它的外交政策不会再那么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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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 B: ?' B" d/ _1 M+ c 虽然习近平在外交上敢于冒险，但是谨慎的务实主义一直都是毛时代以后的中国领导人的习惯做法。习近平之前的三任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深知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之间的差距。6 V' H; K4 _ ~( B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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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的短期增长需要更多的对西方出口，那么很难想象，北京能够在坚持目前强硬的南海政策的情况下成功地坐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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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内经济财富的萎缩将限制北京为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宏大而冒险的经济工程注资的能力。! K# S W1 k" j: n7 i% A5 o
1 X6 W' y1 _) @- V 更为重要的是，持续的经济疲软将会使得不得不将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保持国内增长。因为中共统治依赖于它的经济表现，如果习近平被迫在外部的光环和政权的存亡之间做出选择，没有人会质疑他会选择什么。" Z$ x0 N; o' Y' P q/ ~$ O/ B0 [
0 W; t0 T" `/ P; u0 u' E* _ 因此，中国经济出问题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再像经济强大时一样的具有威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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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隆(Matt Salmon,R-AZ)此前也批评中国在国际舞台变得越来越高调。6 a* Z4 s+ ]/ \. i" y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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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隆今年6月17日在主题为《中国崛起：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的战略影响》的听证会上说，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它在追求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时候却使得一些伙伴国家和盟友疏远了。中国不能放弃和破坏帮助它崛起的国际秩序。" o3 e% \8 y2 i% L$ L
( W% r9 M( u/ G' y# M- B) m 邵建隆还说，在过去25年里，中国在军事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解放军缺乏实战经验以及军力投送能力，但是他们通过与俄罗斯等国举行联合军演弥补了这一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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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世界看到了一个在国际上更加克制与自信的中国。习近平的前任——邓小平鼓励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保持低调，即“韬光养晦”。然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却更加的高调。邵建隆还说，在美国正在为习近平9月1日访美做准备之际，我敦促我们的政府欢迎中国在国际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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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h0 O9 {1 H4 n 对于习近平抛弃邓小平的遗训的说法，这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多维认为，现在的中国并非是刻意地去高调，有句话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现在的中国只是根据本身综合国力，不断地去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情况。当年中国想作为也难。2 v' J6 M$ y3 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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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思想，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特殊时期”提出来的。当时中国面临“怎么办”、“向何处去”等尖锐问题急需回答，邓小平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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