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学者和官员私下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阅读了张维为的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并把它推荐给了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之类的人物。当被问及此事是否属实时,张维为回答,“我很高兴主席这么做了。”张维为现年57岁,少年时期曾在上海的一家工厂雕过三年玉,20多岁的时候给邓小平当过英语口译员,目前在上海复旦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是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担当了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模式”领域的一名理论领军人物。这一理论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处在正确的道路之上,势必能取得成功。他的最新著作《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延续了前作的主题,并将于今年推出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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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7 m4 A; L( n q( Q$ A8 ^张维为表示,西方批评人士应该摒弃唱衰中国的做法,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错了几十年。中国不会崩溃;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民众比以往更加幸福;有朝一日,中国经济必定会超越美国。张维为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为何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即一种“叙事”(narrative)或“论述”(discourse)——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克服外部批评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以下是访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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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曾经担任邓小平的口译员。那么,你认为“中国的话语权”在译为英文时,怎么处理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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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建议译为“Chinese discourse”或“Chinese narratives”,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译为“Chinese political narratives”。这意味着,中国的话语权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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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件事为何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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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于任何国家而言,话语权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超级大的日新月异的国家,其崛起具有全球意义,也引发了不少疑问和顾虑。在我看来,中国必须直面这些,向自己的人民和外部世界清晰而自信地阐述自身的观点。这就对新的话语提出了要求,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官方政治语言,其中既包括党的理论,也包括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论述。不过,对于外国人,甚至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种语言并不是很好理解。理解这门语言,需要对中国的政治背景有所了解。例如,对于中国的自身发展,对于统一普通党员的思想意识来说,“科学发展观”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但却很难为外国人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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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G& ~4 R2 J0 s* x+ {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他号召共产党改变文风和讲话风格。他本人也以身作则,在与群众交流时采取了更直接灵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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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 v$ x! j; P$ z) K+ h: l问:创建这种话语权需要什么?) @- N9 J5 T! ~. @; ]( P.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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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就中国而言,创建这种新话语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业已成熟。对于这样的话语权,已经产生了明确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在不断增长。中国崛起到了无法回避来自内外部的一切质疑的地步。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希望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将来会做什么。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X9 @4 o: j$ U W, U1 F- x. |
n+ y k% U) f; q问:你在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做些什么样的研究? X: W8 H7 w* W( s.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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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主要关注“中国模式”的政治和经济维度。) g. W! V: ^+ z4 |+ q' Y7 b3 e* A7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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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2011年在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斯坦福大学[Stanford]政治学者,著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辩论时对他说的那样,我们确实在质疑在西方往往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许多设想,比如什么是民主和善政。我们也在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有其中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秩序的看法。' X9 |" H6 T3 `6 S2 J1 B(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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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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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9 f; o4 X$ e4 v) ^5 K/ s( i在政治领域,中国创立了一套或许可以总结为“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基本依照选贤任能来进行,而这种模式可以与完全依赖普选的西方模式相抗衡。3 k- D0 S/ @, Y: v: x2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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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型经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政府调控与市场力量共同作用。自1994年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以来,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经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国家,而这些危机让许多国家陷入了困境。尽管并不完美,但光是这种成功,就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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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Y+ P1 @3 p7 H; M% y. v( w从社会方面来看,中国模式追求的是社会与政权之间的高度良性互动,与社会对抗政权的西方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今天的中国社会极为活跃,但同时也保持着良好秩序。% x z2 d9 I/ y3 f3 q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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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近期表示,“我们可以学学[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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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管喜不喜欢,普京及其团队在很多议题上与西方展开了辩论。中国也应该在各种议题上与批评中国的西方人士展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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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k* J0 m+ o7 V7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发出的新声音应该是全面、透彻、有力而国际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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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指的是,能够阐明自身的成就、挫折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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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1 M. l% \8 z0 k“透彻”指的是,能够明确而充分地阐释中国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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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7 k1 x, J' Q“有力”指的是,能够强势地与批评者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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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指的是,能够让大多数外国人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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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x5 _! X f" R6 h* z# D: h问:你曾说过,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解决挨打问题[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前]、解决挨饿问题[1949年后毛泽东领导的时代],以及现在的解决“挨[外国人]骂”问题。哪些地方让你看到这种“挨骂”问题?6 W5 N, z! k3 H w8 H7 w9 I
6 J8 f$ n$ I% n) U; s& h答:看看BBC或CNN等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比起中国媒体对西方的报道,它们的意识形态色彩显得要强烈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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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意识形态偏见相当顽固,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媒体对西方的报道。当时一提到西方,就要加上“资本主义”这几个字。如今,西方媒体一提及中国,总是会加上一些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比如“共产主义”、“威权主义”或者“独裁”。每次展示天安门广场的图片,它们总会在里头放上警察,用以说明中国是个压迫人的警察国家。/ d* w$ `/ z3 N, M7 [: G" ~2 ~4 [5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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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这种宣传不能准确地向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中国的一再误判。我在想,西方媒体什么时候能克服自身的意识形态束缚,不带这方面偏见地重新正视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也不是很介意,因为对于这种恶意而荒谬的报道,以及极其错误的预测言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就让它们待在黑暗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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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方生活过20多年[张维为从日内瓦大学获得了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并在牛津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真心认为西方应该清醒过来,客观地看待中国,并了解大多数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2011年与福山辩论时,我曾告诉他,西方对待中国的方式让我想起了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1793年来到中国拜见乾隆皇帝[企图打开中国市场,但以失败告终]的情景。乾隆皇帝当时实际上展示了一番中国版的“历史终结论”,或者说是“我们出色至极,你们一无是处”。当然,在演示了这种文化傲慢之后,历史见证了中国的急速衰落。如今,西方也可能面临这种命运。1 o+ J# g: f3 H" H
$ z4 C- I3 K, H! K问:你熟悉的邓小平有句名言,称中国应该“韬光养晦”。如果说中国准备发声,找到自己的话语权,是不是意味着韬光养晦的日子结束了?6 J5 _) N' 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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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邓小平确实说过中国应该低调,专注于自己的现代化建设。不过,他表达这种观点的背后是[一种]自信,因为中国走在正确的历史道路上。此后对他言论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却忽略了这个重要部分。保持低调要基于自信,基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尊重的大前提。这也是邓小平的想法。! |' ~7 M) ~, b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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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崛起,习近平在一些关键议题[比如南海问题,中国正在那里开展填海工程,以便在与其他国家存在争议的地方推进自身的领土主张]上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这是出于自信,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内部达成的新共识。那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战略和外交政策上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事实上,包括一些西方大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表达过一种愿望:它们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品。+ _0 l7 _6 V;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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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美国在误读中国吗?欧洲呢?. G9 r' y& T' |) P/ _0 l
# s; |& |( [5 z9 F$ K答:美欧都经常误读中国,特别是它们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预测。区别在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似乎接受中国的崛起,更多地视之为一个双赢的机会。但美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零和游戏的思维定势,对中国充满疑虑,乃至敌意。我对美国的劝告是:以双赢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崛起。" {# @9 C5 R3 L3 Y7 U* T
4 J `" h5 j( N8 ~' h2 k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5 i" Q7 E8 u: ?1 X/ `
翻译:陈柳、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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