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反映中国药品太贵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了观影热潮。电影上映仅仅5天已斩获15亿元人民币票房,在中国网络平台上的评分居于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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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5 D a6 k; G- K 这部电影热映,是因为直接戳到了中国人的痛点——救命药太贵。这种药大多是由欧美国家研发,且研发投入巨大,动辄以10亿美元计,持续时间长,加上临床、审批等成本,注定这种药上市的价格本就不会低。毕竟药企不是慈善机构,它要收回成本和盈利。 i0 C7 ]) K, x& S, D' h1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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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药贵,是个全球问题,但也并非没有降价空间。电影中就明明白白地讲述,对海外专利救命药进行仿制,就能让昂贵的救命药变成接地气。印度就是一个例子——印度生产了全球20%的仿制药,价格仅为欧美药价的10%—40%。印度之所以成为全球救命药的出口大国,主要原因是印度充分利用WTO《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过渡期和“强制许可”,赢得了35年市场保护期,这相当于鼓励了仿制药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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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M: r9 l( ^. [5 t# s S" j- _ 《我不是药神》,引发了一场公共话题大讨论之余,也引起了中国官方的重视。中国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表示,正在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对医保目录外的独家抗癌药,有关部门将开展准入谈判。此前,中国在降低进口药价格上也有行动。比如2018年5月,中国还将进口救命药的关税降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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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 [4 A+ f6 W- \4 ]! l5 Q. J 但另一方面,中国依旧需要在降低救命药价格方面迈出更大步伐,拿出更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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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Z8 i4 V6 Y 中国救命药不但比印度贵,也比欧美国家贵很多。这其中的逻辑在于,中国对外国药进口方面设置了诸多程序和环节。比如,中国不承认欧美救命药的审批数据,所以外国药品(即便在海外已安全上市多年)进入中国市场,仍需要重新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动辄三五年,且又很烧钱,这些成本最终都会分摊到进入中国市场的药品价格上。0 f v5 M/ H. X& H/ 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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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由于目前中国的医药体制,进口救命药进入中国医院又被层层加价,其中还有腐败等灰色甚至黑色的地带。同时, 专利保护期后外国药企仍可享受自主定价权等环节,同样也导致了进口药在中国价格奇高。这些问题都有赖于中国要不断祭出药品改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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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也应积极与海外药企谈判磋商,促使其在华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中国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350万。这个庞大的患者群体,为“薄利多销”提供了可能。据瑞银(UBS)介绍,罗氏2017年将化疗药物阿瓦斯汀(Avastin)的中国销售价格降低近70%,但在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后,该药的营收实现了约25%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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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不是药神》也给中国了一种警示——“受制于人”,终究会让自身陷入被动和无奈。这有望推动中国加快加大在救命药等领域的投入和研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已经超出了电影本身,而是成为了一股推动中国救命药价格下降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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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部根据现实改变的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反映的美国医药体系的漏洞和缺陷,以及一位艾滋病患者与美国药监局“斗法”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引发举国讨论,最终推动了美国艾滋病治疗体系的改革和进步。我们希望,《我不是药神》的上映,能促使中国人早日吃上“平价救命药”。再者,能够推动中国吃药贵的问题得到缓解,则这部电影的贡献,就不是奥斯卡奖能衡量的了。1 z" h) E- u: U6 G- r$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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