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副校长西尔维亚·施瓦格-泽格（Sylvia Schwaag Serger）说，不去盲目地吸引中国学生、避免过度依赖中国生源是瑞典与中国进行谨慎的学术接触与交流的“秘诀”。" |& ?2 j4 x% I8 M
; u/ Y2 ?# T2 b: B- i! [# [ 强调多元，不让某一国籍的外国学生主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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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C: N1 q4 K4 ]: Z8 ]+ n) Z 施瓦格-泽格星期五（5月3日）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校区的一场谈话中说，与许多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学不同，中国学生并不是瑞典大学的主要外国收入来源。7 f% I6 T, o- B/ ^
5 @; @) y9 d; Y) i& {* V$ }' z- W 她说，部分原因是瑞典公立大学直到2012年前后才开始对非欧盟、非欧洲经济区和瑞士以外国家的公民收取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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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格-泽格教授同时强调，瑞典的高等院校有意识地避免让某个国家成为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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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在我的大学，这是瑞典最国际化的大学，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识的政策，试图创建全球性的教室。我们的大学有来自136个国家的人，我们要确保我们不让某一个国籍的人主导课程或项目。”* d$ K8 H( M% ^( b% e+ q" Z- [. l
; F# |9 w5 {6 _& f. V- d* ?$ ] 施瓦格-泽格说，通过平衡生源的方式，让“中国人不主控我们的外国学生群体”。3 X3 D" ^& P) l
& O. a$ A8 L2 u; R4 b7 l& m! r E 施瓦格-泽格还提到，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项目已经成为英国等欧洲国家大学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 t/ H1 Q. \ G,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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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国没有很强的财政依赖，无论是外国学生还是其他任何形式。”她说。. k' `' ~ l7 }/ J&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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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关闭，这是欧洲第一所关门的孔子学院。研究人员说，这可能反应了瑞典在与中国进行学术接触和交流时的谨慎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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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9 S) Z& j2 s5 A/ c/ m5 n. _3 k “天真”与“疑惧”的平衡( Y' d1 W" `" O
; u/ o* N; ]1 ^, u) z: Q# h, K 美国政府和科技产业愈发对美中学术和科技交流中存在的风险感到警觉。批评者说，与中国的学术交流伤害了美国大学校园的学术自由；还有人说，美中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是一条“单行道”——中国在交流中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实力，包括使用不公平、不正当的方式让本国企业收益，同时将民用科技转为军用，这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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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氛围下，许多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美中学术合作项目正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有些甚至被迫中止。8 @6 q5 N* k3 p8 L
% C5 s) j( }: x* P& Y 施瓦格-泽格教授说，这种“脱钩”（decoupling）的想法，“是一种非常美国的术语”，欧洲还没有产生如此广泛的警觉，也不明白“脱钩”在国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中是否可行、是否可取。 g- _! T/ P! y
( u0 @* x; O5 F' @; |' q+ ^3 O' b8 O 施瓦格-泽格曾担任瑞典政府创新署（Vinnova）国际战略事务主任，并出任过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科技参赞。7 d6 x4 j! g- Q# n7 a
' D& M9 h5 Z" k$ w 她对美国之音说：“与中国合作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科学和科学外交。我还认为，我们正在应对许多重大挑战和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等，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而且，我们必须了解不同国家的问题。”4 K' g; `2 s1 v# B- U- {
, i) O d7 I3 h) u6 M: T J 她说：“很多人都说我们‘天真’。但应该看到，这不应该是一个只被视为负面的东西。事实上，瑞典对自己的开放非常自豪，并希望对世界开放。瑞典不希望所有决定都出自纯粹的利己主义，或出自纯粹的疑惧心理。我们欢迎作为个人的所有人，我们不根据他们的国籍或背景来筛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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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C5 r& C$ {7 t/ [4 w 在关键领域要对中国说“不”2 _ Q, g$ I: l/ T) P!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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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施瓦格-泽格表示，瑞典各界逐渐意识到了与中国合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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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T: [# R6 X4 U 她说：“在瑞典的大学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一些案例让人们感到困扰，例如知识产权和研究（成果）的盗窃。此外，还有来自中国军事部门的学生，他们在我们的大学和某些战略领域工作。最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也越来越关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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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瑞典的政府部门和学术单位不了解中国所谓私人企业与政府的联系。2 r: _% i# c' C1 B
' X6 k1 F- J+ y4 ~% U$ H& H 施瓦格-泽格说：“瑞典人低估的一点是，在中国，政府公司和私营公司之间的模糊的界限确实很难理解。很多人警醒时都为时已晚。他们只是假设当有人说他们是私人公司时，就认定他们是私人公司，但是你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样的组织结构，以及什么样的利益。”' \9 x3 M/ s, T7 W'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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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表示，有些关键领域，瑞典要对中国说“不”。9 a: s8 Y) L( {3 p
/ Y3 f: R$ L0 w; X6 `, J 她说：“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政府间的人工智能合作项目，因为这会给所有瑞典人发出某种信号，似乎表示你应该寻求合作，即使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 p; z3 Y0 R3 t/ l9 G&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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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学术* Q/ i( c, c1 r- `7 P4 r4 H1 C
1 B1 i- [; f$ L1 Y& a- l! H* u5 ^ 瑞典籍华裔(专题)书商桂民海在香港(专题)出版“敏感书籍”后2015年在泰国失踪，之后在中国出现，并被关押两年。这成为近年来中国与瑞典一向平和的双边关系中最严重的一次外交事件。5 w5 [1 E9 y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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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格说，目前瑞典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如何与中国互动，包括如何考虑人权问题、个人自由、学术审查和独裁主义。她对美国之音说，桂民海事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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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人们是在担心，特别是那些希望继续与中国合作的人。他们感到担忧的是要如何平衡、这些紧张关系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在合作中处理这些问题，这些都是有影响的。”8 L* _. `# J8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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