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说不要事事都怪罪中国

再一次，金融市场描绘出一幅过于简单化的画面，用来讲述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从最近的全球股市下跌，到下一轮可能发生的衰退，中国被认为是导致各种问题的原因。

　　不能低估中国的规模及其跨境关联性，但其全球影响却微弱得多。在起作用的是两大因素的“拉锯”：中国长期宣称的朝着新增长模式的转变；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必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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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普遍看法相反，中国在第一方面正在取得相当良好的进展，尤其是在推动经济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业为中心方面。这些转变比人们过度执迷的总体GDP数字重要得多。过分在意总体增长的统计准确性也会忽视这个关键点。

9 Z1 M* {: x+ l$ }: O7 \" q　　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终结的后果更严重。动量驱动型(momentum-driven)投资者——以及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资源型经济体——未能及时认识到中国转变大宗商品密集型增长模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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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没错，在中国能源消耗结构中，煤炭占到大约70%。但中国在推动世界石油需求增长方面也起到关键作用。在截至2014年的十年里，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有48%是中国拉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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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a  O* F0 W6 ]　　随着中国增长放慢、转向以低碳服务业为主导，中国的石油消费量下降。这是造成近期原油价格大跌的原因之一。类似的影响从贱金属及其他工业材料的价格变动上也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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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中国在实体经济再平衡上取得了初步进展，在金融改革的道路上却遇到了很大挫折。头号挫折就是2015年中国股市的惨跌——而且在2016年头几天愈演愈烈并对其他主要股市产生强烈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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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中国股市生成大泡沫时，监管者和高层官员还沾沾自喜。而随着泡沫破裂，在过去6个月里，他们又手忙脚乱地试图稳定股市。国家指示的购股计划、股市熔断机制以及其他控制措施反反复复，监管者一头雾水，信誉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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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是泡沫破裂本身，而是泡沫破裂对金融改革计划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信贷流动太过依赖银行，通过资本市场开发新融资渠道已被作为优先工作。由于处在发展初期的债券市场规模太小，不足以填补这一空缺，发展一个稳健的股市成为焦点。而随着股市出现动荡，这种观点如今也受到了怀疑。对于曾公开承诺要让市场化改革起决定性作用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令人非常失望。

　　中国的汇率政策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投资者正在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近期的贬值，预示着新一轮竞争性贬值的开始，可能会引发一场全面货币战争，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情景将重演，当时那次危机让亚洲陷入深度衰退，并差一点令全球也陷入衰退。

1 g" r& ~1 _" c5 V6 W; f3 o( H. V　　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小。在经过十年大幅升值后，人民币汇率如今更接近公允价值。中国原本过高的经常项目顺差也已减少，减轻了迫使汇率进一步调整的压力。事实上，尽管自去年7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降低了6%，它仍比2005年中的水平高了25%。相对由中国贸易伙伴货币组成的篮子来说，人民币的所谓实际有效汇率仍比十年前高出大约50%。

! A& |+ g; Z2 a' Z* }8 }　　尽管这意味着中国有充分的理由缓和人民币近年来的急剧升值趋势，出现更具破坏性的逆转行情的可能性依然很低。首先，在疲软的全球经济环境下，要想借大幅提振出口抵消中国其他领域的下行压力，人民币贬值的幅度还要大得多。其次，这样的贬值不符合中国政府将经济从出口主导型转向国内消费主导型的核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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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H( X% \" f" P" R  W- F　　最后，激进的贬值可能导致人们强烈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将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SDR)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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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挑战，比如债务过重、房地产市场失衡、工业领域产能过剩和环境退化。幸运的是，在国内政策争论中，这些问题被摆在了突出位置上。一个更重大的任务是兼顾经济及金融改革。如果资本市场的改革继续踌躇不前，经济再平衡进程将会受阻。

　　与此同时，全球市场需要深吸一口气。好消息在于，有关中国硬着陆的担忧是过虑了。对于超跌的市场，这可能会让人大松一口气。而坏消息则是，各国央行正开始撤掉多年来通过空前量化宽松政策给市场提供的人为支持。最终，这个问题可能比新一波的中国恐慌要严重得多。

　　（作者史蒂芬·罗奇是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著有《失衡：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存》(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书。他曾经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　　译者/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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