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意识形态驱动”的战略对中国不管用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以此为题刊登文章，作者约翰·海明斯（John Hemmings）称，美国的亚太战略有不少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以“意识形态驱动”的战略对中国不管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决策者现在还在假设“中产阶级壮大将促成‘政治自由化’”。

. u( L, s: R6 O9 l( H$ e1 G
2 N1 @- }, S8 \  y6 p0 x$ i  k　　文章称，出于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抱负，决策者们的假设经常将政策引向对整体战略有害的境地。比如，在重建阿富汗时，西方国家总是优先实施符合自己价值观的项目，比如扩大女权、发展新闻自由，而不是建设水利；而在伊拉克，这种以为“当人们从威权主义下解放出来时，会选择西式民主（democracy）”的思路则“无意中令伊拉克的国家建设重回起点。”

8 N& L: m: O  q+ ?* S; r2 K
　　观察者网编译如下。

　　纵观亚太地区，美国的决策者们有不少值得自豪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值得担心的地方。一方面，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旧金山体系”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促进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和制度发展，消除了该区域欧洲殖民主义的最后遗产，鼓励用新自由主义的手段进行制度建设。开明的精英、开放的文化态度，再加上美国提供的贸易和安全保证，这一切都令许多国家能专注于经济发展并取得辉煌成绩。
* E0 u3 m4 K, g/ t
7 k$ z" t! Y5 |$ `
2 c' v+ t. \/ z9 P0 x　　但是，美国决策者基于价值观的亚太政策也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这值得思考。虽然这并没有否定整个基于价值观的政策本身——毕竟这是软实力的来源——但它的确要求，应该对美国采取这一原则所造成的后果进行冷静审视。


　　中国实力在本世纪的复兴，与美国的战后决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人可以将这一政策视为最大的成功，而矛盾的是，也可以视为最大的失败。中美关系正常化最终令两国贸易自由化，同时激发邓小平进行经济改革。邓小平希望中国脆弱的经济能重新焕发生机。1979 年，邓小平和卡特发布《中美建交公报》，随后，中国坐上联合国最高席位。1980年，美国继续对中国推行优惠政策，中国一直享有最惠国地位，直到2000 年变成永久最惠国，这也最终令中国在同年11月成功加入WTO。从那以后，中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

! @% }5 C  ?& w* b0 g* ^
  }  Z5 I6 k2 b5 {5 y+ l　　在推动中国崛起方面，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谓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当真正理解了这个国家，或者从鼓励中国崛起后的间接影响上看，这些政策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受益于经济成就、科技能力和迅速发展的军事实力，北京变得自信且强大，已经开始对该地区投射军事力量，并威胁区域稳定和繁荣。面对美国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 “包容”，中国并不想予以友善的回报，看起来，中国更想消除美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将华盛顿排除在地区秩序之外。运用一系列源自“区域遏制战略”的技术，北京公开把矛头对准了美国的“防务”能力，“威胁海上航线”。此外，在意识到自己建立全球霸权的潜力后，中国似乎试图通过采取多种策略，挑战美元的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很可能想让人民币取而代之。

- C: f( \' |3 `8 K* B
　　那么，美国决策者能够从中吸取哪些教训？一个答案是，重新思考美国决策者在分析过程中对“意识形态驱动型”假设（观察者网注：ideologically driven assumptions）的使用。比如，现在还在使用的“中产阶级壮大将促成‘政治自由化’”的假设。这似乎是一个已经操作并验证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获得了不少案例的支持。但是，由于中国政治精英的阻力，这一假设并不能成立。但也是因为它，几代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才会认为应该让中国获得经济实力的原因。它成功了吗？当然，很自然两种答案都有。中国现在是一个更加自由的国度，许多公民可以出国，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也有了更多的思想和资金交流。然而，它所产生的意外结果也一样重要，中国可能崛起为美国地区和全球利益的主要挑战者。


. z  a! ^  n7 ^　　这个“假设错误”显示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政策制定者在做决策时令人担忧的趋势。他们并非将政策置于多种非预期的后果下检测，自由主义社会坚持在某些真理（truth）的基础上做决策，然后指导整个政策框架的制定。出于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抱负，这些假设经常将政策引向对整体战略有害的境地。欧洲捐赠国们如何重建阿富汗就是其中一例，他们总是优先实施符合西方价值观的项目（观察者网注：culturally Western projects ），比如扩大女权、发展新闻自由以及其他一些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项目，而不是在那些更中性的领域努力，比如国家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机构。
8 T& @: ~$ N2 S

　　美国外交政策上，因“意识形态驱动”而犯下错误的另一个显著例子是，新自由主义假设的“当人们从威权主义下解放出来时，会选择西式民主（democracy）。”在这一假设的指导下，美国认为解除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政权、军权，就能通向西式民主。但众所周知，制度、机构的缺失，失业者、武装分子的涌入加剧了区域动荡，无意中令该国的国家建设重回起点。

( x" T" f8 t" B! K% @
　　这并不是说，这些假设总是错的，在特定时期内，它们有时候是对的。但是在学习决策的过程中，制定者不能假定原则是永远可靠的。当正在使用的假设还没有被严格验证，却被外交机构和商业团体采用时，它们很可能导致政策陷入上述的盲目进程。这不是说，美国应该一直采取限制中国的政策，或者应该维持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统治。但是，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文化和大环境（context）比假设重要，由此，我们也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在未来犯下类似错误。
7 {' p* s) c+ h" Y

/ O# ^; D8 k, y1 X5 F8 i, A　　美国正面临着复杂和充满潜在危险的多极化时代。虽然中国的霸权野心很可能会因其人口挑战而受阻，但未来，它仍将是世界上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决策者必须改进技巧，若实际状况与预期不符，要学会对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假设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美国领导的单极化时代过去，我们面临的局面可能将更加困难，国家利益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应该提高技能、学会用“以结果为基础”的手段应对国际问题。未来，美国霸权（American power）不容放弃，也依赖于此。

% ^' O. d) X+ B5 y$ F& R

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