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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重重 然而种种证据显示,此次被媒体一再追问下而曝光的MDACC华裔科学家离职事件并非完全如其所描述一般,更多的问题仍有待MDACC解答。 上述前任MDACC科学家表示,目前被披露的5起调查并不代表受调查影响的员工总数,事实上这一数字很可能超过20人。 根据MDACC方面的说法,此次处罚决定是在2018年8月24日接到NIH要求协助调查的信件之后展开的,他们只是执行了NIH的指示,然而根据MDACC提供的文件显示,早在NIH要求其发起调查数月之前,FBI已在2017年12月要求MDACC提供至少23名该机构员工的个人电子邮件账户并对其进行视频监视。MDACC按照要求将上述信息递交给FBI。然而还没等到FBI调查结果出炉,MDACC就自行将其中一名以上研究员停职调查。 安德森网站首页 涉及人员停职后,不允许踏入研究中心和自己研究团队接触,所有的研究项目和经费被转移到其他教授名下,而遭调查人员只能等待调查结果出炉,不得对外透露任何资讯。这些行动,直到今年4月才被媒体曝光。 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MDACC一直否认此次调查和处罚的科学家中华裔占了很大比例是基于种族的因素。然而《科学杂志》的报道却披露,在MDACC提供给媒体的经过“编辑”后的调查报告内,有大量篇幅集中描述了被调查人员与中国人员及机构的联系。 其中一名被调查者的律师对于该报告的描述表示强烈抗议,认为MDACC误解并歪曲了该研究人员与中国的互动。律师强调,该研究人员未获得中国机构的任何补偿。但报告中却总结称,“该科学家曾向中国机构提供服务,至于是否真的得到了报酬并不重要。” MDACC并非是唯一收到NIH调查要求的学术机构,在差不多同一时间,至少还有其他三家研究机构也收到了NIH要求调查的邮件,共涉及8位研究人员,其中4人在休斯顿另一家著名医学机构贝勒医学院工作,1人在得州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另有3人在一家大型研究性大学工作,他们当中7人是“华裔”。 贝勒医学院副院长兼研究主任Adam Kuspa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NIH来信认为贝勒医学院的4位研究人员违反了该机构的规定,要求他们披露与研究有关的所有外国关系,而贝勒医学院调查后,尽管他们的报告并不准确,但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有窃取知识产权的意图或不当行为。在完成审查之后,贝勒决定不处理任何人。 尽管如此,贝勒医学院还是调整了内部审查程序,要求将任何带有外国关系的研究计划标注出来,并解释需要同外国合作的原因。NIH的调查行为也影响了贝勒医学院的正常运行,该机构目前正在考虑的取消双重任职,不再允许教职员在另一机构建立实验室。 这一情况也并非仅在MDACC和贝勒医学院出现。近日,麻省理工学院(MIT)也宣布了新的风险评估流程,用于评估任何涉及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所谓“高风险”的研究项目,也将不会再与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公司达成新的研发协议。 上述种种表明,NIH那份回应华裔科学家公开信的声明中所谓“建议适用于所有外国科学家,而不仅仅是华裔科学家”的说法似乎并不那么有力。 这一系列现象也引发了一些美国学者的担忧。5月17日,加州大学教授、《科学》前主编Albert Bruce等人发文称,美国对华裔等外国学者的排挤,是对美国科技继续繁荣发展的严重威胁。他们指出,在政治领导人的鼓吹下,不公正地贬低国外学者的成就与贡献。这并非是美国的精神。 针对近几周来因中美关系紧张而加剧的“学术交流审查”,以及由此增加的“耶鲁大学和全美大学众多国际学生和学者的不安”,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于5月23日发表公开信,表示国际学生和学者“共同为耶鲁大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耶鲁的校园是受欢迎和尊重的。“我们坚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有才干的同事。这丝毫无损于我们对学术诚信的追求。”“开放是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取得卓越成就的关键,也必须始终是耶鲁大学的标志。” 夹在中美之间的美国华人 近期在美国科研机构出现的这一系列事件或许是当下中美关系紧张下美国华人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很多在美国工作或是长期与中美两国打交道的华人,尤其是高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都已经开始感受到了自身处境的艰辛。 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对华裔科学家的怀疑和调查就已经出现了。2014年,在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经济间谍法》背景下,就职于美国国家气象局俄亥俄州威明顿办公室的华人水文学家陈霞芬(Sherry Chen)被FBI拘捕,五个月后,检察官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放弃了对陈霞芬的所有指控,陈霞芬的律师,前检察官彼得·蔡登博格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表示:“他们(FBI)偶然发现一些华裔,以及一点点证明他们可能试图谋利的证据,就会深究下去,但这明显带有红色恐慌和种族主义色彩。” 就在陈霞芬被指控的几个月后,2015年5月21日, 任职于美国天普大学的华人物理学家郗小星在家中被FBI逮捕。他被指控涉嫌包括将美国机密敏感国防科技输送给中国企业在内的四项重罪,起因于他曾发送过四封电子邮件。事实上,邮件内容都是公开数据。和陈霞芬一样,几个月后,由于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确凿指控郗小星间谍罪的证据,美国司法部最终撤销了全部指控,然而彼时郗小星的生活已天翻地覆,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2017年,郗小星委托律师对联邦调查局提起诉讼,寻求赔偿,目前这一案件还没有得到最终裁决。 如今,美国政府再一次向华裔挥舞起了大棒。 4月20日,针对MDACC事件,美国华人联合会(UCA)发布声明,表达对华人科学家及学术交流的关切,并提出五点声明。UCA会长薛海培呼吁,美国华裔科学家身处的大环境日益恶化,因为祖籍和华裔背景而不受信任,要求美国政府在执法中加强培训,“减少内在偏见和歧视”。 对此,MDACC于4月29日通过《休斯顿纪事报》作出回应,表示完全认同UCA的声明。该中心在书面回复中提出:“我们认为,美国华人联合会所提出的五项呼吁,应适用于所有研究人员和所有国家。我们都有责任:第一,维护和加强全世界的国际科学合作;第二,坚持加强合规操作和道德标准;第三,通过科学交流和教育努力,继续加强国际关系;第四,通过运作良好的项目和合作协议,保护知识产权;第五,支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培训,以减少隐性偏见和歧视。” “科学研究必须要有思想的自由流动,”百人会会长吴华扬表示,“取得国家利益最好的方式是欢迎人们,而不是基于种族的刻板印象。” 在纽约的年会上,百人会就在声明中提及,自美中关系正常化40年以来,“我们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从为有过的中国经济转型”,并称可以理解“美国人对此的焦虑”。 接二连三的出现一些杰出华人科研人员面临怀疑和调查,但又没有正式的违法指控。休斯敦大学教授白先慎认为,这样的氛围只会加速他们的离开。“这些都是外国一直没能成功招募的顶尖人才。我们现在却在把他们赶出休斯敦,赶出得州,赶出美国。”他说。 有着40多年刑事诉讼经验的加州律师托马斯·诺兰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代理美国政府针对所谓华人“经济间谍”的案件。 他在4月份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情况正在持续的恶化,许多华人现在甚至变得害怕回中国去探望他们的家人。” 诺兰表示,FBI内部每年都会有工作优先重点,而近年来商业机密、知识产权保护等正日益成为关注重点,“他们专门在搜索这些案件和相关人物。” 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首席科学官罗斯·麦金尼(Ross McKinney)告诉《纽约时报》,“可以预见,在当前中美政局之下,NIH及其他科研机构和FBI将来很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行动,目前所看到的,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
好人必有好报 |
匪夷所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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