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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大学的案子恐怕会让全美国的科研机构都内心一紧 杜克大学是否真的在此前对康德的学术造假毫不知情,并在之后尽力配合调查?这两个问题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案件走向的关键。 “这起案件给造假者敲响了警钟,也为举报者们打开了大门”。举报者约瑟夫·托马斯恰恰声称,自己掌握了足够多杜克大学对康德纵容的猛料。 他在起诉书中表示,早在康德被辞退前,实验室的相关负责人就曾接到过对她的学术造假情况的举报。其中一项证据是,2011年10月,美国卫生部发布了一份公告,称怀疑福斯特实验室某位核心调查员旗下的某位博士后(即波茨·康德)可能为获取资助而伪造数据。诉讼声称,该核心调查员曾在2010年和 2011年先后提醒总负责人福斯特和另一位同样怀疑康德捏造数据的副教授这一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被福斯特压了下来,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位证人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者。他也表示,自己曾怀疑康德的学术成果涉嫌伪造,并出于好意提醒过福斯特教授。然而,后者并没有给过他任何有价值的反馈。 事实上,按照托马斯的说法,即使在2013年康德贪污案东窗事发,大量学术成果已被证明伪造的情况下,杜克大学也绝对没有“毫无保留地配合调查”,反倒竭力遮掩她犯下的丑闻。 用托马斯的话说,“杜克大学对康德可是‘相当仁慈’,哪怕是一些完全胡扯的文章,他们也尽力保证其只需要被纠正,而不要完全撤稿。” 这些手段似乎并不是康德的老同事们自发献爱心的行为。一条可查询的记录显示,2013年5月7日,杜克大学科研管理办公室曾明确告知福斯特肺部医学实验室,希望有关课题的出版物尽可能地不要被删减或修改,“办公室不希望这件事像滚雪球一样没完没了。” 而在福斯特实验室内部,据托马斯所说,当时的项目处长莫妮卡·卡夫特等人也采用了多种方法销毁这一丑闻的证据,包括要求实验室人员在谈论这一事件时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由于以上的证据,杜克大学的案子显得格外扑朔迷离。甚至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已经对最终结果持有乐观的态度。 一直关注此案件的律师苏珊娜·布鲁姆就认为,“《虚假申报法案》正被越来越多地用来起诉研究机构中的欺诈行为。这起判例有希望将法案的监管范围延伸到大学。” 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一共只有4起追查大学的虚假申报案件,其中仅有两起针对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的案例获得了胜诉。而且,这几起案件基本都是奖助学金、慈善基金类的问题,不涉及“棘手”的学术领域。 在这样的情况下,约瑟夫·托马斯举报康德和杜克大学这一案件还是走到了关键的一步。近日,美国联邦司法部将决定是否受理托马斯的举报——虽然即使司法部不立案,托马斯也可以凭个人身份替联邦政府起诉杜克,但在历史上,一旦司法部立案侦查,被举报者被证明违法的概率将高达80%以上。 “杜克大学的案子恐怕会让全美国的科研机构都内心一紧。”另一位专门负责虚报费用案的律师乔·安多尼认为,这起案子会被载入史册。 在某种程度上,“它为无耻的造假者们敲响了警钟,也为举报者们打开了大门。” 至少,对于一心息事宁人的康德和杜克大学实验室来说,希望已然落空。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他们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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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稽之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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